想搞懂当代中国人，只须搞懂两字即可：一曰局，二曰礼。局是场合，礼是利益，无礼不成局，有局方献礼。这是一列全民参与的送礼大军：男女老幼，概莫能免。中国人常说，礼品即人品。送父母，送亲戚，送领导，送客户。中国人最看重的人际关系、社会资源将在这一季被归纳集中、提炼升华，并最终以礼品形式呈现。
　　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：中国传统的人伦、亲族关系，通过一次次物物赠予—交换—回礼或凝聚，或离散；任何不相关的两人，经由礼物交换，可同处一酒桌推杯换盏，亦可为同一目的齐心协力。
　　这也是一道漫长的产业链：中国人每年礼品上花钱多少？并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，这是一个跨行业、错综复杂而又相对隐蔽的市场。根据中国礼品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小鹏估计，至少也有8000亿元。
　　礼品是流动的，只有经过“送礼—收礼—回礼”这一交换过程，物才具有了社会生命，成为礼品或礼物。
　　礼的历史，在中国由来已久。汉字中，“礼”本意为“敬神”，到后来才演变为一种行为规范。历代名儒先贤皆十分重视礼仪，所以儒教又称“礼教”。《礼记·曲礼上》说：“礼尚往来，往而不来，非礼也，来而不往，亦非礼也。”
　　相传礼起源于远古时的祭祀活动，在祭祀中，人们除了用规范的动作、虔诚的态度向神表示崇敬和敬畏外，还将自己最珍贵、最能体现对神敬意的物品(即牛、羊等牺牲)奉献于神灵。后又演化为古代战争中由于部落兼并而产生的纳贡，被征服者定期向征服者送去食物、奴隶等，以示对征服者的服从和乞求庇护。从一开始起，礼的含义中即有物质成分，礼以物的形式出现，即礼品。礼品与物品的区别在于，它承载着文化的规则(礼节)并牵涉到仪式。所以，无礼之物就只是物品而不是礼物。换句话说，礼品是流动的，只有经过“送礼—收礼—回礼”这一交换过程，物才具有了社会生命，成为礼品或礼物。
　　古人常有因礼数不周或礼品不及时而大动干戈的记载。春秋时期，楚国因未按时向周天子送一车茅草，中原各国联盟因而大举伐楚。鸦片战争相传也和英使马嘎尔尼拒向乾隆爷下跪脱不了干系。
　　礼品的讨论是社会学的经典议题。法国现代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莫斯，就曾总结世界各地的“礼物交换”，指出礼物交换的理论价值。在莫斯看来，礼物的意义在于它具有现代社会少见的“人格的整体赠与特征”，与注重利益获得的现代市场交换不同，礼物交换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“面子”的互惠性。
　　社会学家阎云翔根据对黑龙江省双城市下岬村长达十余年的观察，发现了中国人礼品观的基本逻辑：他根据礼品馈赠的目的和社会关系的差异，区分了礼品的表达性与工具性。如亲朋好友间的婚丧嫁娶“随礼”，被认为是“表达性礼物”，它以交换本身为目的，反映了送礼人和受礼人之间长期形成的社会联系。而委托某些实力人士(尤其权贵)则被视作“工具性礼物”(即“送礼”)，则以功利目的为特征，带来的是短期关系。
　　这也导致了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再分配制度：它保证有限的资源能向年长者、权威者、权贵者集中。
　　去医院动手术，给主刀医生塞个红包；去驾校学车，要先给教练递一条香烟；中国媒体的红包或曰“车马费”已登上国际头条；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已经知道逢年过节要买份小礼物，要不女老师会心情不好一整年；楼下停车场阿伯也需常常打点香烟月饼若干，否则找不到停车位的永远是你。
　　英国社会学家蒂特马斯说：“在一些社会，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礼品馈赠都旨在换取和平，表达情感，联系群体，联络情感，实现契约上的义务和权利，表达忏悔、羞愧、丢脸以及象征人类的其他感情。”
　　这一特征在中国社会体现得尤其明显。社会学家梁漱溟把中国人这种凡事以关系为依托的文化特征叫做“关系本位”，关系、人情和面子是中国式人伦构建的三个主轴，而“礼”则是其中的核心。新中国成立后当政者试图以“同志关系取代礼品关系”，却惨遭失败。结果更使新设立的制度渗入到传统民间文化的“礼”当中，使民间交往具有更多的“实利内容”和“等级关系”。
　　当然了，这也导致了一项富有中国特色的再分配制度：它保证有限的资源能向年长者、权威者、权贵者集中。
　　礼品当然也不会白给。莫斯早就指出，礼品暗示了一套权利与义务的体系，收到礼物的一方不用说出来就知道：收取礼物在巩固双方关系的同时，意味着自己应当在将来某些时候作出回报。而中国式礼品在社会网络中的流动构成一种非市场性交换，参与的双方具备“有义务给予、有义务接受、有义务回报”的默认特点。
　　这就是中国式礼品的潜规则：礼品、赠品和宴请是为了交换和加深个人关系，培养一种相互依赖的网络，而接受礼物的一方随之产生一种人情上的“负债”，即俗称“人情债”——光收取不回报会极大地损害你的社会声誉，即所谓“贪有贪德”。